Patek Philippe百达翡丽——代代相传,相伴永远

独家专访百达翡丽前总裁PHILIPPE 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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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18

传承的概念已经完全融入了 Patek Philippe 百达翡丽,而品牌的著名广告语“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更成为腕表界的经典标语。毫无疑问,它除了表达出这个源自日内瓦的家族制表企业腕表的一贯特质,更是讲述着那个植根于品牌的服务理念:从品牌创建之日起(1839年)售出的任意一枚腕表,百达翡丽都能够修复。

照片拍摄于Philippe Stem担任公司总裁期间,背景是品牌档案室,里面小心保管着从1839年开始的所有档案,每一枚腕表的制作都有单独的记录,这些相关文件全是通过沿用至今的方法归档分类。
照片拍摄于Philippe Stem担任公司总裁期间,背景是品牌档案室,里面小心保管着从1839年开始的所有档案,每一枚腕表的制作都有单独的记录,这些相关文件全是通过沿用至今的方法归档分类。

Europa Star腕表杂志特约撰稿人深感荣幸能独家专访百达翡丽前总裁Philippe Stern先生。尽管,他在2009年已经将公司的管理权移交给了他的儿子Thierry Stern,他本人还是非常乐意向我们讲述品牌这个至关重要的传承概念。

Europa Star(后面缩写为ES):谈到最著名的百达翡丽钟表博物馆,它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为精良的博物馆之一,并且用一种蔚为壮观的方式展示着品牌对其历史传承的重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建立这座博物馆呢?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Philippe Stern:我从1962年开始为家族企业服务,但我很快意识到,除了那几块碰巧放在家族柜子里面的怀表,以及其他约四十枚各式各样的时计以外,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的家族收藏。在去美国出差期间,我发现有一个资深收藏家集团对我们的历史和整个制表历史都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决定一点点地深入研究并着手建立起了这个百达翡丽各时期表款的收藏。我最初的想法主要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一系列的收藏,在那时,收藏家们对腕表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收购价格出奇地便宜。比如:我曾以三万瑞郎的价格购得一块极为罕见的三问腕表Reference 2419,如今它的价值已经攀升至一百万瑞郎。

ES:您的收藏范围是不是很快就从百达翡丽腕表扩展到与整个制表史相关的物件?

Philippe Stern:最初,我的目标是展现从1839年百达翡丽成立以来到如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但在1975或1976年前后,我开始对更早期的旧表产生兴趣,它主要基于一个想法:逐步展示整个钟表技术及审美的演变,讲述从16世纪钟表的发明开始直至1839年百达翡丽品牌的正式成立期间的整个制表史。在此之后关于钟表的“故事”,百达翡丽则当仁不让成为主角。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年轻的Philippe Stem(右)和百达翡丽第二代掌门人Henri Stem(左)。在这两个男人背后普普通通的展示柜里收纳着品牌一整套私人珍藏。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年轻的Philippe Stem(右)和百达翡丽第二代掌门人Henri Stem(左)。在这两个男人背后普普通通的展示柜里收纳着品牌一整套私人珍藏。

ES:在创建一个如此全面的收藏背后,有没有一种向公众传授钟表知识的考量?

Philippe Stern:从一开始我就想向公众展示这个收藏。因为,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讲述制表史的博物馆,而我们数百次的收购(其中许多甚至是拍卖所得),都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一直在寻觅有详细文献记录且保存完好的表款,他们可以展示腕表行业和装饰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及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如今,我们总共收集了大约2,500件展品。

ES:目前,你们是否更加关注博物馆展品在教育方面的意义呢?

Philippe Stern:是的。我们正在调整我们的所有展品,以便这些藏品能更好地展现其历史背景。现在,访客甚至可以借助iPad来增强体验感。每个展示柜都有编号,这样访客可在iPad或互动终端上阅读每块表的详细说明,展品与文化发展、历史事件、欧洲文明以及在德国、英国和瑞士出现的创新之间也建起了联系的纽带。腕表制造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也从各个方面见证了自身的发展史。为了改进陈列效果,我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我甚至还亲自读完了所有的展品注解。此外,我们还重新设计了陈列柜,减少了展品数量(理想数量为1000件,分布于150个不同的陈列柜中)我们可不想让人们在博物馆里不知所措!

ES:但这种对传承的关注仅仅与展出的表款相关吗?

Philippe Stern:不,当然不是。我们还展示绘有微绘珐琅彩的自动机械和物件,该珐琅技艺是日内瓦的一大特色。除此以外,我们图书馆藏有超过8,000本关于钟表的著作,以及大量文献和公司档案,其中一些非常珍稀。

ES: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传授技艺和行业经验。对于制表业来说,它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方面?

Philippe Stern: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制表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但是要传递,就必须先好好保存,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家族事业的重中之重。纵观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动荡,包括在机械腕表的至暗时代——石英时代,我们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好一切:信件、账单、原稿、照片、图纸、广告、模型,我们通通都保留了下来。在我们保存的分类管理档案中,从成立之日起的每块表的所有细节都一一记录在案:手表类型、机芯编号、机芯、表壳编号、款式、表盘类型、制造日期、销售日期、表带类型和其他信息。

ES:近年来,复古表之风一直在大行其道,您注意到了吗?

Philippe Stern:会员可通过专属网站获得档案提取服务,了解更多古董钟表的信息,因而网站访问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在过去五年里,相关信息的咨询达到顶峰。此外,我们的修理甚至还原古董物件的服务也是如此受追捧。我们库存零配件在600万到800万之间,他们可覆盖大约95%的要求,其中不乏保存时间超过150年的配件。任何系列腕表在停产之际,我们都会大量生产额外零部件来满足大约未来50年的售后需求。这是一个“有生命的”遗产,一个真正的宝库。虽然其维护成本非常之高,但它能确保传承概念不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已,我们真的在行动。每年我们都会进行将近90,000次的各种保养、检查和修复工作,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腕表的年产量,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1996年,百达翡丽将生产设备全部搬到位于日内瓦市郊的Plan-Les-Ouates。在当时,我们以为这座超现代化的大楼能够满足公司未来数十年的需要。然而,到了2015年,我们决定拿出5亿瑞郎现金键新大楼,这是对未来的一笔很大赌注。“那是我卸任之前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Philippe Stem指出,从那以后,这份重任便落到了他自己的儿子,百达翡丽现任总裁Thierry Stem肩上。
1996年,百达翡丽将生产设备全部搬到位于日内瓦市郊的Plan-Les-Ouates。在当时,我们以为这座超现代化的大楼能够满足公司未来数十年的需要。然而,到了2015年,我们决定拿出5亿瑞郎现金键新大楼,这是对未来的一笔很大赌注。“那是我卸任之前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Philippe Stem指出,从那以后,这份重任便落到了他自己的儿子,百达翡丽现任总裁Thierry Stem肩上。

ES:传承这件事不光只关乎物件,还有知识、制表工艺、商业秘诀的传承,对吗?

Philippe Stern:的确如此。为了保持传承的活力,我们会将之作为遗产传递下去并且一直坚持不懈。即便有些特别的制表技艺和技术诀窍已经过时了,甚至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持把它一代代地往下传。毕竟,谁能保证这些技艺在某天不会派上用场呢?那集成了珍稀艺术技艺的代表——圆顶座钟便是最好的例证。大约在1965年前后,圆顶座钟的库存甚至一度达到上百件。那时已经没了销路,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座钟的制作,因为我们只是想要保存制作座钟的技术。同样,珐琅彩技艺在当时也几乎没人运用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这才使得这么宝贵的工艺不至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如今,我们为当初的决定感到欣慰,而我们的圆顶座钟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在50年前,谁会相信这一切呢?

ES:拍卖似乎重燃了人们对钟表历史的兴趣,而百达翡丽则成为这场盛宴的大赢家,表款估值在拍卖会上也屡创历史新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Philippe Stern:在1989年,品牌150成立周年之际,Antiquorum拍卖行的创始人Osvaldo Patrizzi组织了一场名为The Art of Patek Philippe的腕表主题拍卖,他是机械制表复兴之路上真正的开拓者和梦想家。而在同年推出的装载了Calibre 89机芯的纪念怀表,更是我们经过9年潜心研究的杰作,它集成了33项复杂功能,包括了可发出大小铃声的组铃以及三问报时功能,我举这个特别例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所做的钟表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缩影。我们从1845年制作第一块三问表开始就从没间断过,最初是三问的怀表,到后来我们也打造三问腕表(1906年),它们大部分的机芯都是源自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所以大多数珍稀表款都是钟表巨匠们使用历史悠久的制作方式和传统工具手工打造的。制作过程里的每道工序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出任何一点差错,因为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而Calibre 89机芯的设计和成形则标志着制表方式的根本改变,因为它能够精确地再现复杂机械功能。

ES:现代制表师也是在为制表技艺的传承做贡献?

Philippe Stern:没错。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技术和工程部,专门负责绘图和测量等工作。但与此同时,修复工匠仍会收到来自汝拉山谷的机芯半成品,以及旧物件的草图和详细说明,这些都是关于机械工作原理的绝版资料,还有前辈设计出的一些修复技艺。如果没有工程师对这些档案的刻苦钻研,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打造出像Caliber 89这样拥有众多复杂功能的杰作。它不但是在向制表工艺和修复技艺的传承致敬,更是标志着腕表制造从纯手工时代到机器制作的转变,它还预示着新一代杰作的诞生!在吸取过去的教训之后,我们将迎接一个全新的未来,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兴。如今,我们已经做到了把所有信息记录在案并存档,这样可以保证在将来能完美复制任意表款。因此,这也算是传承的一种形式,它同样可以确保制表工艺不会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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